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P32)总体来说，法律和道德作为不同的意识形式，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本质上是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的，受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这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和道德，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和德治。法治和德治在价值选择上是内在地统一于一定的历史、把一定的历史作为自身的条件，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西柏坡红色教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为新社会创造了较为发达生产力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的。因而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就更加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社会治理的历史性就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历史性。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民成了一切社会治理的共同主体，因而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具体治理实践中，就保证了价值选择的历史统一性。具体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法治和德治的价值选择统一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历史。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代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就体现为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价值选择的历史统一性，就体现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统一性。

历史作为人的发展来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作为社会的发展来说，是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又统一为实现人的本质和占有人的本质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过程。所谓社会治理就是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力保障，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而，无论是社会治理中的法治，还是社会治理中的德治，都必须使自身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史相统一。